当文艺评论家史飞翔将李晓利的《巍巍秦岭》誉为“陕西文学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朵奇葩”，并断言其“价值必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”时，这部由蓝田农民作家手写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便已超越了个体创作的范畴，成为“文学陕军”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代的一次重要回响。结合网络上关于李晓利的诸多报道，我们得以清晰窥见：这部作品既是作家半生生命体验的淬炼，也是史飞翔所赞誉的“承继传统又突破局限”的现实主义力作，其字里行间流淌的真实力量与人性深度，恰是秦岭山脉赋予这片土地的文学基因的生动延续。
史飞翔在评论中精准定位了《巍巍秦岭》的文学坐标——“承袭了‘文学陕军’对土地的敬畏、对时代的敏感、对人性的执着，却又以更微观的个体视角、更直白的人性书写、更切身的生命体验，突破了地域叙事的局限”。这一评价恰与李晓利的人生轨迹形成深刻互文。根据公开报道，李晓利是1953年生的蓝田本地人，1972年高中毕业的他，身为“另类老三届”，亲历了极左禁锢时期的生存煎熬：曾流浪养蜂八年，在暴雨中拉着架子车转运蜂箱如逃荒难民；后回乡种地、经商，办过石材加工厂，涉足房地产与新能源产业。四十年的人生沉浮，从“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贱民”到身家千万的企业家，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农村社会变迁史。这种“用锄头丈量过历史深度”的生命体验，让《巍巍秦岭》跳出了虚构的悬浮，正如史飞翔所言，以“近乎‘生命自传’的真诚”写活了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。小说中主人公李正道浇地、修水库的劳作场景，冒险养蜂的艰辛，改革开放后创办工厂的波折，皆源于李晓利的亲身经历，这种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洪流的书写，正是对柳青“写农民必须懂农民”创作理念的忠实传承。
展开剩余70%在史飞翔看来，《巍巍秦岭》的核心突破在于对“时代如何撕裂人”的深刻叩问，而非传统乡土文学聚焦的“人如何适应时代”。这一评论在小说情节与李晓利的创作初衷中得到充分印证。报道显示，李晓利创作这部作品是“带着气来完成的”：一方面是早年携短篇小说《毁灭》拜访文化名人时，因“农民”身份遭轻视的不甘；另一方面是想挑战文坛权威，写出一部“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巨著”。这份“不服输”的执念，让他在书写时拒绝粉饰与回避，直面转型期的人性隐痛。小说中，李正道在极左年代忍受饥寒交迫与爱情夭折的痛苦，改革开放后创业成功却陷入“家里大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”的情感迷茫；另一位主角封建平历经养鹌鹑、办养鸡场的失败，远赴南方打工后发明卷布机致富，却在婚姻中陷入对老家妻儿的愧疚与新生活的眷恋。这些人物没有“高大全”的英雄光环，而是兼具坚韧与欲望、抗争与妥协的复杂个体，正如史飞翔所指出的，打破了“非黑即白”的二元对立，展现了人性的“善恶交织”。这种对家庭、婚姻及“出轨”等敏感议题的直白书写，被读者评价为“狠撕人性隐痛”，却也正是其现实主义深度所在——它不提供标准答案，只呈现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挣扎与迷惘，而这恰恰是史飞翔所强调的“超越地域叙事局限”的普世价值。
史飞翔强调，《巍巍秦岭》是“既属于陕西文学，又超越陕西文学的力作”，这一判断在作品的地理叙事与文化内涵中有着清晰体现。小说开篇便勾勒出“巍巍秦岭映照着灞河奔流”的壮阔图景，白鹿原、横岭等地理符号与《白鹿原》的滋水、《创业史》的终南山一脉相承，构成了陕西文学特有的“地理叙事”基因。而李晓利在书中融入的陕西方言、关中秧歌、手工挂面制作等民俗元素，让作品自带泥土的腥味与地域的温度。但更为可贵的是，他通过“另类老三届”的命运沉浮，触及了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：极左时期的精神禁锢与改革开放后的欲望释放，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商业文明的碰撞，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身不由己。正如一位80后读者所言，阅读小说“仿佛与父辈记忆对话”，那些田间劳作的场景、艰难求生的坚韧，跨越了地域与代际，引发了广泛共鸣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叙事力量，正是史飞翔所肯定的“突破地域局限”的关键——秦岭不仅是故事的背景，更是一种精神图腾，承载着所有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坚守与求索的共同情感。
当然，史飞翔的评论并未回避作品的瑕疵，而网络报道也客观呈现了这部“手写巨著”的缺憾：线索单一、衔接不够细腻、作者议论过多、价值观导向有待商榷。作为文化底子薄弱的农民作家，李晓利没有接受过专业文学训练，三年手写四十万字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场“涅槃重生”。他坦言自己为描写农具使用方法，曾连续三天蹲在田间观察，这种近乎偏执的求真精神，弥补了技巧上的不足。蓝田作协主席张耀东在报道中直言，作品的优点是“真实”，缺点是“太真实”，这种“未被打磨的粗糙感”，恰恰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学质感——它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，没有刻意雕琢的情节，只有源自生活的本真与滚烫的情感。史飞翔将其称为“现实主义手法的纯粹与深刻”，正是因为这种“真实”剥离了文学的精致外衣，直抵人性的本质，正如秦岭山脉的巍峨，不在于修饰，而在于其原生的厚重与坚韧。
李晓利与《巍巍秦岭》的故事，本质上是一场文学的坚守与突围。史飞翔的评论为我们照亮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，而网络上的诸多报道，则让我们看到了作品背后作家的生命重量。从流浪养蜂的农民到跨界创业的企业家，再到年逾古稀的手写作家，李晓利用一生的经历证明：文学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，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创作源泉。《巍巍秦岭》或许不够完美，但它以史飞翔所赞誉的“对土地的敬畏、对时代的敏感、对人性的执着”，延续了“文学陕军”的现实主义血脉，更以其不加修饰的真实，为时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民间记忆。
秦岭无言，却见证了所有的悲欢离合；文字有魂，承载着一代人的命运沉浮。史飞翔的评论让《巍巍秦岭》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应有的位置，而李晓利的创作经历则告诉我们：最动人的文学，永远扎根于最深厚的土地，源自最真实的生命。这部作品如同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，让我们在回望中读懂历史，在审视人性中思考未来，而这，正是史飞翔所预见的、将随时间愈发凸显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。
文·：靳洪涛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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